“大学学费要提高，很多人反对，我是赞成的”，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“岭南大讲坛?公众论坛”作《国富国穷——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》的演讲时如是说。茅于轼说，目前的中国高校里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%—20%。如果高校学费降低，是让不穷的人，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。他认为，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，通过提高的学费，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，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。(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6日)
    茅先生的“提高学费理论”，与此前张维迎先生称“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”，以及汤敏先生所说“我国平均25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，换句话说，一名在校大学生是由25个家庭‘供养’的。但是，由24个家庭缴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学，那就有失公平”，都是出于一个逻辑，富人搭穷人的便车，导致穷人上不了学。
    在他们看来，由于富人缴纳与穷人一样的学费，导致学校整体的经费数有限，无法设立更多的奖学金与助学金，如果提高学费，那么就可以增加学校整体经费数，可以用从富人那里新增的收费，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问题。
    按照这样的逻辑，以1所大学每年招收4000名学生计算，每人的学费标准从现在的5000元提高一倍到1万元，新增经费将是2000万，把这2000万全部还给学生，用于作为奖学金、助学金，有一半学生可以免收学费，照样保证学校有以往相同的学费收入，实现了劫富济贫。
这样的计算，显然令茅张汤三位先生极其兴奋，因此即便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观点时，都提到“很多人反对”，但他们依旧执着地坚持这样的观点，认为这是在帮穷人说话，为穷人做事，是行得通的最好办法。
    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想法毫无道理，实际上，国外一些私立大学的运作，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进行的，但是，这种观点，在国外著名私立大学中，已经被逐步抛弃，哈佛大学、宾夕法尼亚大学、杜克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纷纷采取降低学费标准的措施，吸引优秀生源，降低中产阶层的教育负担，或为学生取消所有贷款，或改贷学金为助学金，或宣布年收入6万美金以下的家庭全免学费等等。就现实的国情而言，这种想法更难以实施，如果实施，则有可能从眼下的“富人搭穷人的便车”变为“把穷人赶下车”。
    目前，我国穷人上不了大学的问题，恰恰是因为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不足、对奖学金助学金不重视所致。依靠提高本来就已经相当高的学费标准来增加学费收入、扩大奖助学生覆盖面的观点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回避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，以及学校通过其他渠道，筹措办学资金的压力。
    再者，把受教育者视为最大的财源，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当然是比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、提高高校市场竞争意识更“行得通”的办法。这种不考虑受教育者利益的观点，与多年前扩招时用教育消费来拉动内需，以收费来促使教育规模发展，名为发展教育，实为推动教育产业化的观点，有何差别？可以设想，如果学费成倍提高，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先交学费（或先办好贷款）才能报到，报到之后再考虑减免或奖励，而减免额、奖励额有限，那么更多的学生会因家庭困难被挡在大学门外。
    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，上哈佛大学全免费，而家庭收入1万人民币，上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学费至少5000元，今后有可能1万元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用父母辛辛苦苦拿出的每年1万元的学费读完大学，最终得到的一纸学历证书，结果却往往是找不到工作，真是欲哭无泪！
每年高考结束后，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在为选择学校而苦恼着，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：21世纪，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——住房、医疗、教育！是的，现在的孩子上大学已经成为众多家庭苦不堪言的重负，如果再提高学费，无疑会把更多优秀的贫困学子挡在大学门外，而且，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学费标准下，“单证教育，高额学费”带来的结果却是毕业后的“就业无门”。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山东海天软件工程专修学院为扶持优秀的高考生，救济家庭困难的高考生，让更多的学子走进计算机专业院校的大门，进入高薪有前景的信息行业，2008年度推出“千万基金，扶优济困，免费上大学”的助学大行动。
    实施对象：应届高中毕业生
    实施办法：海天学院将对报名注册的前500名双证专业学生，免收三年大专或四年本科学历教育的学费。
    助学条件：（1）高考成绩在高考提档线50分 （2）热爱计算机，有志于在信息产业从业者。